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立身之本，亦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石。当前，我国经济依然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脱实向虚”、实体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经济提质增效。虚拟经济领域资产收益率长期居高不下，与实体经济盈利水平形成巨大差距，是典型的“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的行业或领域差异现象，会造成社会资本错配、要素资源流失，导致经济“高速度、低质量”的不良后果。这对于传统宏观总量调控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是当下重要的经济研究命题之一。赵立三与王嘉葳合著的《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税负调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一书，针对这样的问题，立足我国经济现实，以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的伸缩变化为核心切入点，构建税负调节、资产收益率宽幅度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三个要素构成的完整的逻辑体系，为通过税制改革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可行的解决方案。
该书突出特点之一，是从资产收益率的微观视角，揭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乏力、经济质量偏低的深层机理。按照书中的观点，所谓资产收益率宽幅度，是指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资产收益差值持续扩大、偏离合理区间的结构性经济现象，是市场资源配置的集中体现，既是结果，又是方向。会计学的资产就是经济学的资本。资本天然具有逐利性，资本收益率哪里高，资本就投向哪里。然而，有经济学者断言，资本收益率的底层逻辑是社会需求，最高的投资收益率往往反映着最迫切的社会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投资就是满足社会需求，根据微观资产收益率及其宽幅的伸缩变化，就可以引导社会资本、人才、技术等经济要素的流向，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资本又天然任性，它会反噬社会、反噬企业，甚至反噬人类，造成经济的泡沫、无序和破坏。国内外历史经验表明，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对资本扬善抑恶、护善除恶，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对资本的驾驭能力，也就是利用各种经济杠杆调控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能力。长期以来，虚拟经济依托资本杠杆与市场信息优势获得高额回报，而实体经济存在投资周期长、研发成本高、盈利空间狭窄等问题，二者之间形成的收益率差距持续拉大，直接引发一系列弊端，成为经济“虚热实冷”的根本诱因。该书认为，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现象是造成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金融化的根本原因。当虚拟资产超额收益长期存在时，大量社会资本脱离实体产业，涌入金融投机、房产炒作等领域，使实体经济陷入资本失血、创新滞后、升级缓慢的困境。实体企业收益不足会降低创新意愿，导致研发投入不足、科技成果转化不畅，最终造成产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直接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该书透过宏观表层的分析，基于实体经济组织和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现象，制定或调整税收政策，利用税收杠杆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该书的创新性在于将税收政策在结构性治理中置于核心杠杆的地位，表明差异化的税负政策是调控资产收益率宽幅度、平衡虚实经济、激活实体动能的关键制度工具。与总量调控政策的普适性相比，税收政策具备精准化、差异化、常态化的优势，可通过税率调整、税种搭配、税负增减直接干预不同行业的资产收益率水平，从根源上收缩不合理的资产收益率宽幅度，重塑市场资源配置逻辑。其次，该书在税收作为承担财政增收、二次分配功能的传统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了税负差异是调节资本流向、优化产业格局、平衡虚实发展的核心抓手，是衔接宏观治理与微观市场的关键制度载体。第三，该书梳理了税收调节的传导机制：通过结构性、差别化税制设计，压缩虚拟经济超额利润，提升实体经济税后收益，引导社会资本从投机领域回流实体经济；资本要素的回流进一步倒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优化经营模式，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最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该书提出建立动态税负调节机制，实时监测虚实经济收益宽幅变化，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动态调整税收政策，形成“税负调节——收益均衡——资本回流——创新升级——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机制。第五，该书表明唯有以税负调节校准虚实收益格局，让实体经济有收益、有动力、有活力，让科技创新有回报、有支撑、有前景，才能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坚实的经济根基。
这是一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著作。其重要性在于作者曾从独到的视角创建“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理论”（详见赵立三《资产收益率宽幅度：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微观方法》，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据我所知，此后多年致力于完善体系和拓宽应用，该书就是此种努力的最新成果，即在原有理论基础上，集中研究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或税收杠杆来协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以及相互转化的机理。逻辑上，“资产收益率款幅度理论”可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既可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问题，还可研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各自内部各个行业、各个实体企业、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平衡问题；既可研究税收杠杆协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还可以研究货币、利率、汇率、价格等作为杠杆来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诸如此类。另外，宏观调控归根到底是微观的企业、金融机构等基本经济主体，习惯上把调控对象分类调控，其中包括了“按类一刀切”的问题，后来有学者呼吁要“一竿子插到底”，但问题在于底下是什么、调控什么？按照该书的逻辑，税收政策的制定、调控过程和调控结果，首要衡量指标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收益率宽幅度，这也是宏观决策与微观决策连接点和共同的基础。如此说来，该书对于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决策者、财经研究者、智库专家、企业管理者以及财经类研究生，都值得参考、研究和收藏。（于增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